源沧随笔

      我找到一本残破的《源沧图谱》，可惜已被撕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这一页与最近整理的资料年份相当，看看狄老先生当年是多么英俊，多么阳光。再看看吃西餐对他是多么重要，这一年的总结居然是一张餐票。

           这是一九七九年，他收了好多学生，这里面都有谁呢？我除了袁师傅和任曙林，一个都想不起来了。

                                         照片上的老人是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

           一九八一年，狄老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讲座，上千人的大礼堂几乎坐满了，我坐的是最后一排。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讲的是《节奏和旋律》，狄老先生抬着头，手中的笔好似一根指挥棒，边唱边讲。讲台上放着一堆照片和一堆录音带，他放好一张照片，就挑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放一盘，错了，再放一盘，又错了，大家都善意地笑起来，我前面的一个男孩子对他身旁的女孩说：“我就喜欢听他讲的课”。讲完课我们骑车到地安门，现在火神庙那个位置是个饭馆，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当时叫的菜里肯定有一个“溜肥肠”....... 。.

          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呵，你们再也想不到，那天吃完饭回家，就知道大学的录取通知发下来了，我兴冲冲到学校去取，却没有取到。我的分数不高，但是绝对过线，最后经无数曲折才知道：因为我太老实，把自己十四岁那年做过大手术的事实全部上报，结果学校竟以此为理由拒绝录取我，最后还是狄老先生替我了他的同学走后门才上成大学。这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呢。         

          多么可惜呀，这样有意思的一本书，上面的照片几乎全被撕掉了。唉！

      我去给叔叔拜年，他说：“我和你爸爸都上错了系，换一换就对了”。

      我的叔叔狄原溟和父亲只相差一岁，上中学的时候，狄老先生因数学不及格而蹲班，与叔叔变成了同一年级（南开中学46级）。考大学的时候他们分别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生物系（牛吧！）。有一次我们去起士林吃饭，出租车路过北大红楼，父亲指着一扇窗对我和姐姐说：“我上学的时候就住在那个房间。”他进而得意地对我们说：“我进北大的时候是第一名被录取的”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又高又尖“这要是清朝就是状元呐！”全车人包括司机师傅都大笑起来。“就您一个蹲班生，还当状元呐”我才不信他的话。果然他又解释道：原来当时北大招生办的负责人是我爷爷的同学（我爷爷也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牛吧！）顺路的人情而已。

        但是上生物系的叔叔最终在大学教起了哲学，上哲学系父亲却酷爱各类植物，尤其是花卉。五十年代，当他老人家还没有成为摄影评论家之前，他拍的花卉还是很有水平的。

                    可都是什么花儿呢？我也是学植物学的呀！

     整理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的资料花了我不少的时间。

         首先是图片太多；而我的扫描仪灯管两边已经老化，只能在中间一小块凑和着用，很耗时间。而上面那篇文章麻烦也很多。第一：措辞十分别扭，许多句子读起来很不通顺；第二：字体很小，相当于现在的小五号字，密密麻麻的根本看不清；第三：是繁体字，有好多字我都不大认识，只好乱猜。还记得《寒风中访张老》那篇文章吗？其中有一句是"我在吃着用鸡汤煮的挂麦面"，打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想：你看人家五十年代的人写文章够严谨，挂面就挂面吧，还要特特地指定是‘麦面'。这篇文章的印刷品，一看我才知道原来‘面'的繁体字就是‘麥面'的合体（注：我试图用word将‘面'字转换成前面那个繁体字，但不成功，它只是稍稍变扁了一些）。听说现在有人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准备让孩子们学繁体字，真真是胡闹，难道还怕现在孩子的负担不够重吗？不在精神、道德方面好好教育孩子，净搞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能有什么用呀？

      这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很明显被编辑改过，完全没有当时狄老先生自写那几篇文章的清丽和流畅。但是它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摄影在中国还没有被重视，甚至还没有被正式承认为艺术，更没有举办过什么展览会。可以想见当时这样一个正式的艺术摄影展览带给狄老先生的震撼。我猜想这个展览会后狄老先生的理想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展览会。

        资料里还包括一封读者来信，他就是在《在寒风中访张老》中提到的那位麦淑焕先生（关于麦先生的资料很少，只有一篇文章明确地称他为‘先生’。麦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经是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钢锉将军》的摄影师）

       麦先生虽然是归国华侨，但看起来思想却很先进，这封信可不可以公开呢？我真的不很清楚。现在大胆录在下面，如有不妥即刻删除。

狄源沧同志：

       参观了"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作为一个由国外归来的摄影工作和爱好者，我和您一样，体会到在这次展览会的作品上显出波兰人民的艺术家深刻的思想、高度的技巧和崭新的风格。我回国以来多么希望能够看像这样的[影展]。这次总算达到这个愿望。但在其中也还有少数的作品是还没有摆脱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模仿绘画的手法。我个人认为：从这一点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在艺术摄影上的斗争是长期性的。

      由于我回国后还很少和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接触，所以对艺术摄影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从您的文章里知道您对摄影艺术是有研究的，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很希望和您取得联系，并和您做摄影朋友。

此致 

                                                                        敬礼

                                                            印度尼西亚如国华侨  麦淑焕

                                                                        1955．3．14

下面波兰人民艺术摄影展览的部分图片：

      这张照片是今年春天（四月初）在大觉寺拍的。用一张白图画纸作背景，使画面干净简洁，突出玉兰花这一主体。并有意识叫一部分处在阴影里，变成灰色，用它来衬托玉兰花的洁白；一部分白纸露在阳光中，用它来衬托玉兰黑色的投影，以求进一步加强花朵的立体感，丰富画面的影调变化。

      用的是双镜头反光相机，DIN21度全色片，光圈f/11，1/100秒，上午九时。镜头上加遮光罩，未加滤色镜。由于所用的是保定处理胶卷，所以底片上有毛病（似乎是乳剂涂布不均）。底片用D-72配方冲洗，放大是北京三号放大纸，放大时是剪裁了底片的一部分。

一安评：大觉寺的玉兰之美无以伦比，难怪成了狄老先生一生的挚爱。

       我从记事起就知道每年他都要到大觉寺去拍玉兰花，但从来没带我去过，直到2006年的五一节（呵，我记得很清楚，想了四十年才有机会去的地方，感觉就是不一样）才第一次到大觉寺游玩。

        保定胶卷、D-72、北京三号放大纸，这些我都很熟悉。虽然我对拍照没有研究，但小时候却经常被派到地安门一家照相馆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我还很小，买东西的时候却能熟练地说出什么D-72，三号之类的话，售货员就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候我就会感到无比骄傲。回家之后妈妈就会支好放大机，然后把我家的厨房用黑红两色的双层窗帘堵得严严的，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我经常在里面伸出手，然后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手指，真的找不到），配好显影液、定影液，再备上一盆清水，开启红灯就可以开工了。我经常在这间"暗房"帮爸爸妈妈冲胶卷、放照片，看他们在两块玻璃板中间夹好底片和一小块相纸，开启白炽灯，在灯前晃动玻璃夹，一、二、三，好了，放在显影液里看一看，太淡了。换块相纸，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好了，这次正合适，然后妈妈就会裁一张合适的相纸，正式印或放一张。他们也经常犯糊涂，把相纸搞反了，显不出影来，我很小就会用手摸一摸相纸以判断反正，并且适时地提醒一句"反了吧？"，这时候他们百分之百的会打开玻璃夹进行验证，屡试不爽。到了文革后期，爸爸放照片的时候经常会在四周用手挡一挡，这样放出来的照片四周就会"虚"一点，我很羡慕，也想挡一挡以观后效，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这一愿望。